样板戏占据“文革”舞台十年，“八亿人民八个戏”，成为文化荒原时代里唯一的精神食粮。样板戏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以至于其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迅速“消失”，仿佛从未来过一样。
【红灯记】“红灯年”，1963年可以打上这样的标签。上海爱华沪剧团将长影拍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改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并公演，引起江青的兴趣。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江青就是看了这部《红灯记》之后开始进行“京剧现代戏”的改革的。图为《红灯记》剧照。
《红灯记》感动了当年一整代人。1965年，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南下广州、深圳，香港居民闻讯赶来，许多人昼夜排队。剧作家沙叶新回忆自己首次看这出戏：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了双眼。图为1972年，吉林省，下乡知青在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最早在1958年由上海京剧院排演，经过1964到1967年的集中修改加工，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舞台上威风凛凛的“杨子荣”，下了台却要接受批判，这个人便是童祥苓。他三进三出“威虎山”，有一段时间负责清洗全剧团二百人的碗筷。图为《智取威虎山》剧照。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两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社会上的流行语。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37个曲目中，毛泽东只看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智取威虎山》。图为1975年，福州建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智取威虎山》。
【沙家浜】毛泽东看的另一部现代戏是《芦荡火种》，看后将其改名为《沙家浜》。1965年4月，江青到《沙家浜》排练场审查，将其定位“样板”。后来，江青多次将样板戏成为“我的样板戏”，称剧团为“样板团”，服装叫“样板服”。图为《沙家浜》剧照。
儿童学唱样板戏，成为文革年代对他们灌输”阶级斗争思想“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一些得到表彰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其公布的事迹中，往往有“学唱革命样板戏”这一条。图为1969年，福州实验小学的红小兵学唱《沙家浜》。
【海港】《海港》原名《海港的早晨》，原为淮剧，被江青选中改变成京剧。她认为《龙江颂》、《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分别代表农、工、军三个方向。图为《海港》剧照。
1974年，深入农村演样板戏的山东省章丘县剧团演员在化妆。
【奇袭白虎团】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看《智取威虎山》的当晚，周恩来本来安排《奇袭白虎团》剧组进中南海演出，请毛泽东观看，但江青安排毛泽东观看《智取威虎山》，周恩来只好取消原计划。图为《奇袭白虎团》剧照。
1974年，样板戏《龙江颂》剧组慰问福建前线高炮部队。
【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女一号吴琼花（吴清华）的扮演者最初是白淑湘（左），她父亲曾在张学良手下任职。白淑湘很快被戴上“白专”的帽子，白天受批判，晚上登台。1965年后，她被送去捡牛粪，掏大粪，直到1973年回到中央芭蕾舞团。图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1971年，广州军区文工团在琼海革命老区表演《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白毛女》这部延安时期的经典剧作也被重新包装了起来。舞蹈版保留了原作中的基本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浓缩了情节，并大量运用民间舞蹈，传统戏曲乃至民间武术的动作。图为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1967年4月，江青与《白毛女》演员合影。
《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在六十年代被诬陷为“破坏现代戏的反革命分子”。审判江青时，阿甲出庭：“江青，你看看我是谁？我是没被你整死的阿甲！你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迫害文艺界人士……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图为阿甲（左）与演员红线女研究剧本。
【杜鹃山】《杜鹃山》是第二批样板戏之一。它本位列江青最初的选择中。但后来却没有选进首批八个样板戏中。此戏反映的是秋收起义，女主角本名贺湘，被江青改名为柯湘。杨春霞（中）因饰演柯湘红遍大江南北。她在1976年后受到调查，一度沉寂。图为《杜鹃山》剧照。
《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人之一于会泳也是样板戏“三突出”理论的创立者，受到江青的赏识，197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SRB粉碎后被隔离审查。1977年自杀。图为文革期间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平原作战】抗战期间，八路军排长赵勇刚组织游击队，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帮助下，以地道战的方式与日本大队长龟田展开战斗，最后将龟田击毙。图为样板戏《平原作战》剧照。
1976年，上海京剧团《龙江颂》剧组批判邓小平“诬蔑”样板戏的言论。
【草原儿女】《草原儿女》是革命现代舞剧，与《沂蒙颂》同年（1975年）推出。此时文革已接近尾声，但样板戏依然是全中国人民的主要精神食粮。八年前的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图为《草原儿女》剧照。
一时间，各行各业都成立了样板戏的宣传队，有条件就演全场，不能演全场就演片段，连片段也演不了就清唱。收音机一打开全都是样板戏。所有的舞台都是样板戏的天下。图为1974年，《龙江颂》剧组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高炮部队。
全民大唱样板戏的同时，全中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又纷纷办起了“样板戏学习班”，地方剧种的剧团则组建“移植学演样板戏”的机构，少数民族地区演员也学唱样板戏。图为1974年，福州北峰知青教畲族青年表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为了样板戏演出的“完整性”和“标准化”，国家出面，为每一台样板戏出版了一部内容极其详尽的供复制演出需要的样板戏演出本，有的厚达400多页。图为1970年，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到贫下中农家里演出《红灯记》。
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排演样板戏的演员人人自危，生怕招来祸端。小到戏服上补丁的大小、颜色、位置，细到舞台上每丛芦苇有几根、多长都有明确的规定。图为1975年，福建，上海京剧团《龙江颂》剧组为军民演出。
样板戏也走进了中小学的课堂，被编入语文教材。图为文革时，粤西高州田间，唱革命样板戏的姑娘。
看了几年样板戏之后，连毛泽东都感到厌倦。一些老艺术家后来被召唤来演他们的成名剧，拍成电视送到中南海。晚年的毛泽东，观看最多的正是那些传统京剧。图为1977年，福州，庆祝打倒“SRB”游行活动，文艺队彩车上展现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工农兵形象。
